制售假烟就像一种经济“癌症”，一旦染上便很难根除

　　“假烟又不像假酒假药，抽不死人，有那么大危害吗？”

　　“假烟也是一种产业嘛，不也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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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人眼中，制售假烟似乎“不是什么大事儿”。甚至在个别基层干部看来，制假也能带动当地“就业”、促进当地“发展”，不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些认知上的偏差，也是一些涉烟犯罪量刑偏轻、制售假烟行为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

　　回答假烟究竟有什么危害这个问题，就要算清楚一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账”。

　　烧饼差价的背后

　　“同样的烧饼，舞阳县城卖一块钱，河北街村卖到了两块钱。”

　　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公安局一位民警的切身体会，揭开了舞阳县侯集镇河北街村貌似“繁荣”的往昔。

　　2000年前后，河北街村来了一些操闽南口音的人。于是，这个有着手工卷黄烟传统的村子，在几年时间里，逐渐由手工制假迈向了机械制假。街上开了闽菜馆，各色人等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一些村民连传统的牛羊肉生意也不做了，一门心思围着假烟“产业”转。

　　“老百姓有事干，是好事嘛。”“有人来，就能带动经济发展。”当地有的基层干部曾这样认为。

　　然而，这种“发展”，最终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呢？

　　3月28日，记者到河北街村采访。随行的漯河市某卷烟打假机动队队长对记者说：“以前，别说我们烟草部门，公安、环保等部门都进不来。”

　　2017年以前，漯河市不少像河北街村一样的村落，基层组织涣散，有的村组织甚至长期被家族势力以及黑恶势力把持，做着“南北勾结”的生意：外来制假分子提供先进机器、技术、销售订单、原辅材料和寄递网络，逃避打击；当地势力提供场地、人工和“保护”，分享“收益”。制假分子拿“大头”，当地势力拿“小头”。原本应该汇入国民经济“大河”中造福于民的国家税收，被一条制售假烟产业链卷进了个人的腰包。

　　这是一笔让人有些震惊的数据：2017~2018年上半年，漯河当地烟草、公安部门查获了14套制假设备。据测算，这些设备1年半时间便可生产990720万支假冒卷烟，超过漯河全市两年卷烟销量的总和，标值达62.88亿元，将造成国家税收流失23.3亿元。而放眼全国，仅2013年到2018年间，全国便查获假烟127.98万件、走私烟55.78万件，加上查获的烟丝、烟叶和烟机，按保守测算可生产假烟的数量，综合估算为国家挽回税收流失1716.57亿元。

　　依托制售假烟，一些重点地区形成了一套畸形的“产业”，上下游人员按照“贡献”大小“论功行赏”——

　　从烟机到烟丝、丝束、滤嘴棒等原辅材料，从包装、运输到销售，每个“环节”都有“利润”，参与者都有“分成”；

　　有专门的“狗仔队”对执法驻地、人员及车辆跟踪盯梢，在重点村庄各路口设暗哨，一有情况就通风报信，制假分子每天向其发红包、给“信息费”；

　　烟草、公安、环保等执法部门都进不了村，即便进村查到烟机和假烟也拉不出去，制假分子唆使“老弱病残”集体上阵、暴力抗法，谁“出力最多”“功劳最大”，谁的“奖励”就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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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畸形的“产业”，带来的是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的消费。

　　河北街村的烧饼卖得比县城还要贵，只是一个缩影。“制假高峰时期的福建云霄县城，生意最好的是那些高消费娱乐场所。”

　　依靠制售假烟攫取的财富，最终也没有惠及当地，漯河市不少制假村一度是“脏乱差”的典型。而“富起来的那些人，都跑到大城市买房了”，当地一些传统产业反而日益萎缩。

　　畸形的“产业”，滋生的是不良的社会风气。

　　乱搭乱建、堵桥堵路、暴力抗法、黑恶势力……“正气一度斗不过邪气。”漯河公安、烟草等部门长期面临着这样的执法困境。

　　面对严峻形势，漯河烟草、公安部门及时固定证据、锁定涉案人员，于2018年成功开展“怒风”行动，打掉了当地涉烟涉恶“四大犯罪团伙”，这些村庄的卷烟制假活动才得到全面遏制，终于回归了平静。

　　但长期的“乱”所带来的“痛”，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抚平。

　　“一些年轻人出去找工作，人家一看身份证，轻易不敢录用。一些老百姓去医院看病，人家一听说是某某村的，都不敢接，怕被讹。”漯河市郾城区的一位村干部无奈地对记者说。

　　两把不同的“伞”

　　对于官员，如何评价他的政绩？

　　在清代，老百姓给离任的好官送“万民伞”，意为这个父母官像伞一样，庇护着一方百姓。

　　而在制售假烟重点地区，一些基层干部、地方官员离开时却背负着另一把伞。

　　制假售假，往往与腐败相伴。为了逃避打击，制假分子不惜重金拉拢有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

　　例如，一台烟机“落地”，村干部很难不知情，制假分子便想方设法“打通”各种关系，一级一级渗透。

　　据了解，以往在云霄，为了安插一台烟机，制假分子不惜撒下50万元“业务费用”，而长期盘踞漯河的“幕后总舵主”方某某，每个月都要准备近百万元的现金作为“活动经费”。

　　利诱之下，一些村委会干部沦为制售假烟活动的“保护伞”；一些基层执法人员，袒护包庇、消极应付，“能不抓就不抓，能不拘就不拘，能不捕就不捕，能不判实刑就不判实刑”。制假分子得不到有效惩罚，违法成本太低，这也是假烟在一些地方久打不尽、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有了“保护伞”，制假分子肆无忌惮，一些地区“假”“恶”勾结，以假养恶、以恶促假，形成了盘踞当地多年的涉烟违法犯罪团伙。

　　比如，2018年漯河市通过“怒风”行动成功打掉了涉烟涉黑涉恶“四大犯罪团伙”，盘踞漯河十余年的涉烟违法犯罪团伙“幕后总舵主”、云霄籍人方某某被抓获，与其勾结的当地涉黑涉恶势力也一并落网：漯河市召陵区前油李村村霸李某某，2002年以非法手段攫取前油李村村支书位置后，纠集部分村民多次冲击国家机关、围堵办公场所勒索钱财，并以其所谓的“特殊身份”强行为他人要账，在本村大肆开展制售假烟、聚众赌博、强揽工程等违法犯罪活动；漯河市舞阳县章化乡刘庄村刘某，长期盘踞在舞阳县农村地区，依仗当地家族黑恶势力大肆从事制售假烟犯罪活动；漯河市郾城区龙城镇回马村原村支书马某某，把持村里18年之久，大肆制售假烟等假冒伪劣商品……

　　制售假烟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已成为一些重点地区黑恶势力的“财”和“血”。“假”不除，“财”难断，“恶”难尽。

　　当“伞”不为民撑，而为制假分子“遮风避雨”，这就注定了倾覆的结局。

　　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部署，漯河市委、市政府把打击涉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作为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点和突破口，严打“保护伞”，严惩涉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李某某、马某某等幕后的“保护伞”逐渐浮出水面，漯河市行政执法部门的一些处级、科级官员先后落马。

　　失落的“青春”

　　走错了路，可以再回来；失去的时光，还能找回来吗？

　　“枇杷之乡”云霄，有30多年的制售假烟历史，高峰期时80%的村庄涉假。制售假烟没有让云霄这个福建省级贫困县脱贫，反而给人们留下了一片叹息。

　　漳浦县沙西镇党委组织委员郑秋强，回忆起学生时代在云霄读书时的见闻：“同学一放学就回家包烟。他们从小就看到家里人干这个，自然学着做，家里还给零花钱。”

　　“耳濡目染，一抓一把，一把20支，不多不少，而且按‘767’排好，手法熟练。”云霄县烟草专卖局的一位负责人边说边摇头。

　　当制假轻轻松松地赚来了零花钱，当“写数学作业用的演算纸都是烟壳子”，当制假成为成长中难以抹去的记忆，读书的“种子”便少了。

　　地处“开漳圣地”的云霄，本有很厚的文化底蕴。当地一位基层干部回忆，没有制售假烟之前，云霄县每年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学生有不少，如今数量明显大不如前。“制假毁掉了几代人。”这位干部叹息。

　　一些重点乡镇，制假呈现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叔、侄、妻、弟等全都参与，许多人全家被抓，只剩下小孩。这些人的青春，将在监狱中度过；这些孩子的童年，也将笼罩在阴影下。

　　制售假烟并不像其他产业，完成最初的资本积累便可以转型生产其他品牌，也正因如此，假烟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只有灾难。